作者：张咏 来源：医药观澜 发布时间：2019年5月17日
（本文依据2019年4月12日采访内容撰写）
【编者按】2018年底，康宁杰瑞捷报频传，其自主研发的pd-l1 / ctla-4双靶点抗体全面进入临床试验，同时又完成了超1亿美元的a轮融资。作为国内较早踏入生物大分子研发领域的医药公司之一，康宁杰瑞依靠已建立的大分子工艺开发平台、抗体筛选平台、多功能抗体平台等多个平台优势，快速产生新候选药物，通过自主研发以及对外合作，构建以肿瘤生物药为主的产品管线。公司创始人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霆博士表示：“我的理想是‘立足中国，走向全球’，我相信生物医药的下一个增长点就在中国。”
徐霆博士在美国工作多年，先后在archemix、 serono和biogen担任首席科学家等职位，对蛋白质药物筛选、表达、纯化、分析、质控，以及动物药理、毒理等领域有丰富的经验。2009年，他选择回国创业，很多人都觉得“不可思议”。然而，徐霆博士坚定着自己的选择，他说：“创业，只有回到自己的主场，才得心应手。”
2009年至今，整整十年，康宁杰瑞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？徐霆博士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源头创新力？对于国内抗体药物的整体研发水平，以及未来的发展，徐霆博士又有怎样的见解？我们本期人物访谈邀请了徐霆博士与大家分享他的观点与洞见。
药明康德：2018年，康宁杰瑞捷报频传，自主研发的pd-l1 / ctla-4双靶点抗体全面进入临床试验，同时又完成了超1亿美元的a轮融资。您认为贵公司为何能获得这样大额资本的青睐？
徐霆博士：康宁杰瑞的在研管线有一定的创新性（novelty）和发展潜力，且产品高度差异化，目前已有4款产品进入临床开发阶段：kn046和kn026是双抗，kn035是基于单域抗体技术开发的单抗品种，另外还有一个免疫抑制剂kn019。
其中，kn046与kn035是一对“母子产品”，kn046作用于pd-l1和ctla-4两个靶点，而kn035是其中作用于pd-l1靶点的那一部分。
药明康德：能否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贵公司自主研发的这款kn046双靶点抗体产品？
徐霆博士：pd-1/l1和ctla-4是目前两个被临床试验证实有效的肿瘤免疫药物靶点，但是已批准上市的pd-1/l1和ctla-4抗体药物只对部分癌症患者有效。我们从安全性深入考量，筛选出新一代ctla-4抗体，提升了其安全性，并将其与pd-l1抗体融合组成双靶点抗体kn046。
通过蛋白质工程改造，kn046被靶向和富集于pd-l1高表达的肿瘤微环境，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人体外周系统可能的毒副作用。在临床前研究中，kn046显示了良好的抗肿瘤疗效，与现有的pd-1 ctla4抗体组合相比，毒副作用有较大降低。
基于kn046独特的作用机制，出色的临床前研究和cmc检测指标，这款产品用了3个月时间就获得了cde的临床批件。我们计划在近期开展多个肿瘤适应症的2期临床研究，争取年底推进至3期临床。
药明康德：您之前一直在美国做研究，特别专注于生物大分子领域，是什么样的初衷促使您于2009年回国创立康宁杰瑞？当时国内创业环境如何？
徐霆博士：我在美国工作了10多年，先后履职过大型药企和初创型公司。创业，也是基于我最初所萌生的“试试看”、“自己干”这样的念头。回国，回到自己的“主场”进行创业，肯定更加得心应手。于是2009年回国创立了康宁杰瑞。
当时国内的生物药发展刚刚起步，很多临床急需用药都还没有，比如血友病急需的重组凝血因子viii。所以，临床上存在迫切的、未满足的医疗需求，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但是，当时政策层面有一些不确定因素，比如大分子药物要获得临床试验批件，一般需要2至3年时间，而资金层面对于大分子生物药的认识也比较少。所以，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，开发了一些生物类似药及建立自主研发平台。
但从长远看，老百姓从衣食住行，到对大健康的需求，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。另一方面，由于生物大分子药物刚进入高速发展期，各种新技术、新概念不断引入，目前我还没看到研发瓶颈。所以，我相信在这个领域一定可以做出成果。
药明康德：对于企业发展的整体策略，您是如何思考和布局的？
徐霆博士：凭借双特异性、蛋白质工程和抗体筛选等多个专有技术平台，我们通过自主研发以及对外合作，构建以肿瘤生物药为主的产品管线。
目前，我们有多个产品在中国、美国、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开展不同阶段的临床研究，其中进展最快的kn035项目预计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上市申请，并基于产品的特性形成临床差异化定位。
药明康德：在贵公司的发展过程中，您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机遇又在哪里？
徐霆博士：机遇在于，大分子药物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药政制度的改革，大环境越来越好了，再通过运用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提高运转效率，我们的竞争性会越来越强。而挑战在于，行业内有经验的人才比较少，监管成熟度以及临床转化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药明康德：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抗体药物的整体研发水平？未来5到10年，您认为国内抗体药物又将如何发展？
徐霆博士：打个比方，目前国内抗体药物的整体研发水平相当于15年前国内手机行业的发展水平，同质化产品比较多，核心竞争力不够。同质化多，就会面临残酷的优胜劣汰，但是能“剩下”的，肯定都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产品。结合资本市场的支持，相信医药行业也会诞生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。
看未来的话，5年可能太短，因为新药的研发周期比较长，有一定的滞后性。但未来10年，我相信肯定会出现中国研发的first-in-class抗体药物。
药明康德：那么您认为是否有什么新的方法或者技术可以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？
徐霆博士：新药研发效率低，这是全球所面临的问题。因为“low hanging fruits”（容易做的靶点以及适应症）都已经做掉了。另外医药行业模式在转变，包括疾病领域的细分、精准医疗的运用等，行业体系需要逐渐去适应这种新的趋势。
在提高效率方面，我认为大数据的运用，基因测序、蛋白质组学、代谢组学和结构基因组学等对于疾病的深入了解，人工智能在药物筛选过程中的使用，以及从临床到实验室的反推（即通过临床发现某一特定适应症及细分人群，从而对药物研发提出要求，进行反向推进），都会对提高新药研发效率有所帮助。
药明康德：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源头创新力？
徐霆博士：这个需要时间来逐步累积（build up）。2018年fda批准了59款新药，其中58%为罕见病药物，而真正的first-in-class药物，除了孤儿药适应症，我计算了一下不到10款。
相比全球各大医药公司和创新药企业每年的投入，自主研发的first-in-class的成功率很小，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。所以，无论是引进的（license-in），还是自主研发的，能做成的，我认为都对。
药明康德：作为一名科学家和创业者，您的职业生涯见证着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，您有什么心得和感想可以与读者分享？
徐霆博士：新药研发，不能一味地规避风险，去追热点。因为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“热点”，其实已然是“大宗商品”（commodity）了。所以，做新药研发，还是要往前看3至5年，了解临床上真正未满足的需求，惠及更多的患者，才具有可持续发展之力。
